艰辛的求子之路

来源: 百姓生活(2020年3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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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旅馆,接待试管生子住宿,豪华单间100元/天,包三餐,干净舒适,设施齐全,随时看房……”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1988年诞生了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从此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孕不育者的目光,纷纷前来求医问药。马路对面的塔院小区,形成了这样一个“民间住院部”——几十家家庭旅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子夫妻,穿梭于家庭旅馆和北医三院的生殖中心,接受促排卵治疗。住在家庭旅馆里的妇女最大梦想,就是有一天,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叫自己一声“妈妈”。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的12%~15%,不孕不育者约5000万。受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等因素影响,不孕不育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没什么比要孩子更重要的

  一张双人床,一张简易木桌,一个立地衣柜,还有一台只有4个频道的老式小电视,就是这间100元/天的“豪华”单间的全部配置。在所有家庭旅馆里,这种规格的房间属于高配。

  “没有什么比要孩子更重要的,我们来了几个月了,还没回过老家。我婆婆说了,啥时候要上孩子,啥时候就是过年。”29岁的王月(化名)和31岁的丈夫潘龙(化名),是来自甘肃省陇南市农村的一对小夫妻,2019年第一次离家在外过年。

  2018年11月17日,因先天性输卵管疾病,被甘肃省陇南市多家医院诊断为不孕的王月,在丈夫的陪伴下来到了北京,直奔北医三院。他们知道,试管婴儿技术可以让王月怀上孩子。

  “我俩是在兰州打工时候认识的,结婚6年了,一直没有孩子。两年前,家里长辈着急催着我们去医院检查,这一查才知道我的输卵管有问题。”王月盖着被子坐在床中间,说到这些经历时,没有丝毫抱怨,满脸阳光地看着站在床边的潘龙说:“他对我好,一直陪着我,我才没怕过。”

  29岁是妇女生育的最佳年龄,但是王月夫妇的问题并非个例。2020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2019年我国婴儿出生数为1465万人,比2018年少出生58万人,人口出生率也由2018年的10.94 ‰,下降至2019年的10.48‰。


试管婴儿接诊区

  “身体状况一切都正常的话,两个月就能怀上,过了经期就可以‘进周’,打针促排卵,卵泡成熟取出来,然后在男方体内取精,几天后受精卵植入体内,14天后抽血,就知道有没有怀孕了,没有怀孕就继续做。”对整个试管婴儿的过程,被王月说的云淡风轻。在旁边看电视的潘龙插话说:“促排卵针有进口的和国产的,我俩商量后,听了医生的建议,选了国产的针,事实证明效果也挺好。王月在受精卵植入体内第14天抽的血,今天报告的检测血值显示,我们成功了。”

  “还好媳妇幸运,之前一直害怕会很疼,其实就是在屁股上打排卵针,和平时打针没有太大区别。”潘龙一边嘿嘿笑一边告诉记者,“21天时再抽血,如果还是正常,孩子可能就稳定了,只要媳妇不遭罪,我就满足了。”

  在电视机下的简易木桌上,放着两碗馄饨和一碟牛肉。潘龙说,来北京的几个月,媳妇想吃啥他都马上给买,生孩子不容易,他知道王月的辛苦。

  “这是我俩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是一想起来明年过年都有宝宝了,就开心得不得了。”王月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双手。一旁的潘龙,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满眼温情地回头看着王月说:“孩子的名字我都起好了,接下来就看你了。”说完,小两口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间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充满了温馨和希望。但并不是所有住在家庭旅馆里的妇女,都像王月这么幸运。

生二胎是失独父母的出路
  不到9平方米的隔断间里,只有一个床头柜,上面除了挂着一个电源插座,还有一张三口人的合影照片。只是如今,在合影中被爸爸妈妈抱着的女孩,已经不在了。这张照片,是从黑龙江老家千里迢迢带过来的。“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花花(化名)还在呢!她就在那里写作业,吵着说想吃各种好吃的……”41岁的徐丹(化名)是来自黑龙江的失独母亲,说起如今的求子之路,她最先提起的,是6年前去世的女儿花花。

  失独,是如今试管婴儿中比例最大的原因之一。

  2016年1月1日,“二孩”政策在我国全面放开。就在人们感叹80后、90后成为“史上唯一一代独生子女”时,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却因种种原因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徐丹是这百万悲剧中的一个。2013年她的女儿因为车祸去世。在那以后的4年里,徐丹完全不能工作。家中女儿房间的书桌上,永远摆放着两瓶冰奶茶。徐丹说,花花生前特别喜欢喝冰奶茶,但是自己经常不给花花买。现在,我恨不得每天换一杯摆在那里。徐丹还经常买新衣服,放在女儿的衣柜里,从夏天的裙子到冬天的羽绒服,一应俱全,有的还挂着标签。

  “和她说说一天的生活,让她知道妈妈过得很好。”徐丹说,最 开始的几年,她每天都要轻轻地抚摸这些衣服,轻声地和花花说话。提起此次来北医三院,徐丹看向了床头摆着的女儿的照片说,2017年自己因病住院后,突然想起花花临走之前还有个遗愿,她希望爸爸妈妈到老了有人照顾。说到这,徐丹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39岁时,女儿都走了4年,和丈夫重新面对事实,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才发现力不从心了。”在小心翼翼询问丈夫的时候,丈夫说的一句话让徐丹坚定尝试试管婴儿:“咱得让花花放心,要是老了没有人照顾,孩子肯定惦记啊!我不想让她心疼。”每当说到这个话题,徐丹和丈夫都会抱着哭。


家庭旅馆里既无奈又心焦的妇女(视频截图)

  2018年10月12日,徐丹在丈夫陪同下来到北医三院。刚开始,夫妻俩住在一家家庭公寓,独立卫浴,可以做饭,一天房租230元。

  “第一次的促排卵过程特别不顺,我身体对药物的吸收很差,所以促排的时候胚胎长得慢,大小一点也不均匀,医生也很无奈。后来没办法,只能重新调整促排卵方案,然后我取卵9个,最终配成4枚胚胎,但是胚胎的质量并不是很好。”徐丹说,“为了节省支出,退掉了原住的家庭公寓,换到这家便宜的家庭旅馆。”

  “虽然现在屋子很小,但是看到很多年轻的小夫妻都成功怀孕回家养胎了,我就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徐丹说,“这既是深爱花花的另一种方式,也是给自己的救赎。”

  女儿去世后,徐丹认识了很多失独父母,他们都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留住”自己的孩子。来自成都的一位失独母亲,永远保存着一本2011年的台历,那是她儿子生前用过的最后一本台历;来自西宁的一位失独母亲,将孩子的照片贴满了整个房间,还整日躺在孩子的床上,她说:“闻着孩子留下的气味,心里好受点儿。”

  徐丹是幸运的,因为还能在悲伤的阴暗中找到出路,重新踏上“求子”之路。这样的决定,本身就是一种解脱。

  据对北京100位失独父母进行的调查显示,60%以上失独父母,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处于抑郁状态的、饮食或睡眠不好的超过60%;有精神分裂症状的、人际关系紧张的或情绪偏执的,超过40%;有自杀倾向的达到38%;感到自卑的高达70%。

  很多失独父母因为年龄过大,没有机会再要二胎。而在试管婴儿中,很大一部分孩子,是带着父母对逝去哥哥姐姐爱的寄托,来到这个世界。

  “这不只是求子,求的也是自己生活下去的勇气。为了让花花安心,我也要坚持。”徐丹说着,又望向花花的照片,低声念叨着:“我都很久没有被叫妈妈了。”

没有孩子,家就没了

  “我记得去做试管婴儿的第一天,和丈夫在车上说笑着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当时想的是一次就可以成功,我俩的关系也能缓和一下。”42岁的孙明艳说,“事实是,我们远没那么幸运。”

  “我和丈夫都是二婚,他本来有个孩子,但是孩子12岁去世了。我30岁那年结过婚,因为之前做过4次流产,第二次结婚以后怎么都怀不上。为了更好维护这个家,我俩必须要有一个孩子。”孙明艳和牛震都是河南人,牛震是驾校的司机,孙明艳是幼儿园老师。

  “最开始,牛震一直说,只要两个人感情好,有没有孩子不重要,毕竟年龄大了。”孙明艳说,“到了后来,牛震越来越羡慕有孩子的人家,总是有意无意地埋怨,直到有一次,牛震喝酒半夜回家,骂我是‘下不了崽的猪’,我才下定决心做试管婴儿。”

  “这里的其他房客好像都是两个人,只有我是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孙明艳指着隔壁的几对夫妻,苦笑说,“牛震只有‘被需要’的时候才来,好像求子不得,是我一个人的错。”

  “第一次取卵结束后,我俩都还挺开心的,本想回家等结果,可还没出医院门就被护士打电话叫了回去,说我的卵子异常。”孙明艳告诉记者,“再次坐到医生办公室,医生说所取的6颗卵,其中5颗是GV期,1颗是M1期。也就是说,都是生卵,做试管婴儿不能用,被告知回家休息3个月后,再来取一次试试。”



  “噩梦连连,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卵子都不合格。后来4枚胚胎我移植了两次,第一次验孕棒验孕失败,第二次查血的时候血值非常低,并且第三天去复查的时候,血值并没有翻起来。就这样两次胚胎移植都失败了,促排卵加上移植,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孙明艳站在家庭旅馆窗前,一边说一边搓着手机,怔怔地看着对面北医三院的红色大字。对于已经42岁的女人来说,大半年,是一个让人发怵的数字。

  卵子不合格,其实是做试管婴儿人群面临的大问题。卵子合格,是试管婴儿的第一步,除了对卵子和精子的质量要求高,整个胚胎培育和胚胎在体内的发展都很艰难。

  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中,要先通过促排卵治疗,从卵巢内取出卵子(打一针促排卵针,吸出卵子),然后从男方取出精子,受精卵在实验室结合,2~5天后进行移植;培养过程中经陆续淘汰,医生最终从多个胚胎中挑出一个或几个植入子宫,其余的胚胎被放进零下196℃的液氮罐中保存。如果像孙明艳一样,卵子不成熟,是不能进行下一步的。

  移植后14天,是所有人夜夜祈祷的日子。因为如果没能怀孕,就取出冷冻胚胎再次进行移植,如果成功怀孕,其余的胚胎将在液氮罐中等待被“唤醒”的机会。而这些胚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个小生命。

  孩子,也是孙明艳保住这个家最后的筹码。

人生愿望就是想当个妈妈

  从一家家庭旅馆发展到现在的5家,家庭旅馆老板大宋(化名)送走了无数个或失望或欣喜的房客。在他的眼里,试管婴儿,是一个艰难又幸福的字眼儿。

  走路时,手里的钥匙串叮当作响,这些钥匙对应的是5家家庭旅馆的大门钥匙。在大宋带着记者来到位于塔院附近的一家家庭旅馆时,他念叨着这些年身边看到过的求子者:“前年有个36岁的山西妇女,在乡下的钢铁厂上班,她的输卵管堵塞,怀疑与工厂的黑烟污染有关;2号楼现在住着一个快40岁的妇女,年轻时候长年生活昼夜颠倒,现在好不容易移植完,胚胎在子宫里裂了缝;还有个黑龙江的年轻姑娘,自己没有问题,但是老公弱精,这才是最痛苦的……”

  大宋说起来房客的情况,滔滔不绝。后来他告诉记者,他自己也是一个试管婴儿的爸爸。1995年,大宋和妻子结婚,一直到2005年,孩子还是没来。在东北老家,跟媳妇出门买件衣服,一路能遇到五六个熟人,对方一寒暄就问,你咋还不要小孩呢?“我俩身体其实都没问题,后来取卵,我媳妇一次能取10个,都很健康。我的精子活跃度也不赖,看不出任何毛病。可两个人的精子和卵子放在一起,胚胎就是活不下去。”

  2006年,大宋和妻子在哈尔滨和广州反复求医无果,来到了北医三院,开始做试管婴儿。第一次移植,等到第14天,验孕棒还是只有淡淡的一道杠——胚胎无法着床,一万多元的手术费,一个多月就打了水漂。

  2007年,夫妻俩再次来到北医三院。“妻子说,人生愿望就是想当个妈妈。全力要孩子,啥时候没有卵了再说。”就在夫妻俩决定再试最后一次时,奇迹出现了。今年,大宋的儿子已经10岁了。

  也是在那以后,大宋看到了不孕不育人群的庞大和无奈。在这10年里,大宋夫妻俩先后租下塔院小区5套居民房,装修后分为各种单间和床位出租,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子者加油鼓劲。

  北医三院马路对面的家庭旅馆招牌灯光依旧闪烁,塔院小区每一家窗口都亮着自己的灯火,从这些窗户望向窗外的,可能是年轻的姑娘,也可能是失去孩子痛不欲生的父母。相同的是,她们都在等待,等待有一天,受精卵成功变成生命,等待孩子的第一声啼哭,等待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到另一个小生命里,等待那一句期盼已久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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