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春雷

来源: 当代电视(2021年5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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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播出的43集电视剧《觉醒年代》把一百年前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回到当年出发的时间,真切感受何以出发的历史意蕴,值得品味,令人沉思,使人觉醒。1840年之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积贫积弱中不断衰落沉沦。那么,如何扭转这种沉沦趋势而走向复兴,就成为中华儿女的苦苦求索。中国走向繁荣昌盛,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这一切,在一百年前就露出了端倪,因为已经有人朝着这个目标出发了。后来虽然经过无数的艰难曲折,无数的流血牺牲,但加入这支队伍的人越来越多,这支队伍不断壮大,引领着中华民族走出了沉沉暗夜,迎来曙光。是的,一百年了,这是中华民族觉醒、探索、前行的一百年,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凤凰涅 —从沉沦到复兴,是谁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是谁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又是谁奋起前行,筚路蓝缕,走出了一条新路?

一、爱国心驱动下的思想觉悟

  历史剧必须反映历史的趋势,必须显现历史自身的内在逻辑。如果把历史写成多个偶然事件的堆积,那不过是描画了一些历史表象,不可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历史是有生命的,历史剧创作就在于用艺术的方式激活历史,还历史以生命和灵魂,能够与历史对话。《觉醒年代》写的是“觉醒”,一个民族的觉醒,在那个年代的觉醒。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决定着一个民族走向哪里。这是“道”的探寻,“路”的选择。《觉醒年代》艺术地反映了这个“觉醒”过程,讲清楚了中国先进分子是如何觉醒的,觉醒了什么,觉醒之后的担当与出发。客观地说,反映这段历史难度很大,城头变幻大王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主义,各领风骚三五天,头绪多、事件多,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就是不同的景观。那么应当从哪个角度反映这段历史呢?

  《觉醒年代》的成功,首先在于宏观的整体的历史视野,紧紧抓住历史趋势这个大“势”,看不同阶层的人群在这个趋势中的作为和作用,这就抓住了历史的主脉,也构成了戏剧的主要矛盾:国家不断沉沦趋势与先觉者扭转这种趋势的艰难求索。对于国家已经陷入溃败中的沉沦趋势,前人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改变这种颓势,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戊戌变法的改良,均以失败告终。“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既然已经腐朽到无法修补的地步,那就只有革命了—辛亥革命爆发,推翻帝制,进入民国。民国怎么样?国人看到的是军阀混战以及复辟帝制的闹剧,民不聊生,中国仍然延续着那个被列强瓜分蚕食的沉陷趋势。《觉醒年代》从1915年写起,时值北洋政府被日本胁迫签署“二十一条”卖国协定,激起了流亡日本的陈独秀等爱国人士和众多留日学生的愤慨,他们为国家的主权沦丧而忧心如焚。如何才能救中国?路在何方?是爱国心驱使他们要为国家寻找一条出路。

  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面对时局危机,重新思考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理念落后了。中国有三纲五常而缺民主与科学,民智不开,民力未发,故国力衰弱。九州生气恃风雷,救中国首先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传播新知识,造就一代新人,有新人才能建设新的国家。这是中国文化界的一次新的觉悟。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核心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致力于思想启蒙,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犹如滚滚春雷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剧的主线就是沿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脉络,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运动再延伸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是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结果。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劳苦大众的情感相通,是为劳动人民谋利益、为被压迫民族谋解放的学说,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唤醒民众的力量,只有民众的觉醒才是振兴中华的根本力量。这是最彻底的思想觉醒,这种思想觉醒的结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产儿,肩负着民族振兴的使命。《觉醒年代》贯穿着这样一条思想主线,完整地再现了这个思想的觉醒过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回答了一个古老民族如何觉醒和觉醒了什么的历史问题。

二、由文及人的形象塑造

  《觉醒年代》引起广泛的收视兴趣,主要原因是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个性鲜明的、见解不同的人物形象。因此,它的故事结构也很特别,以文为缘,以时间为经,以思想为纬,编织起历史情节。山南海北,五湖四海,国内国外,或聚或散,皆因文章的思想而起。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性格刻画,也多是由文及人,塑造了一大批真实的历史人物群像,形成了该剧的一个亮点。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尤其是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人物,悉数登场,包括那些官场人物,演绎各自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到章士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沈尹默、陈望道以及所谓“复古派”人物林纾、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学界名流,或唱和,或交锋,尽显一代学人的风采风骨,有学问,有立场,有性格。最令人欣赏的是那一代学人的真性情,古风与新学相彰,人格与学问比翼,狷介旷达,书生意气,不违心,不阿世,心地磊落。激进或保守,见解不同,辩论与争鸣,直来直去,客观上促进了认识的深化,对双方观点的砥砺与修正也大有裨益。值得称道的是,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他们的对话或演讲内容,大多出自他们的文章或著作,是他们思想观点的形象化表达,准确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文化立场,真实可信。尤其是对林纾、辜鸿铭这些所谓“守旧”人物的形象塑造,不因言废人,很见功力,鲜活生动。

  除了这些新文化运动中的宿将名流之外,《觉醒年代》还塑造了一批青年学子,他们就是直接沐浴新文化雨露成长起来的“新青年”:毛泽东、邓中夏、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郭心刚等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一代青年,后来大多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这一代人的初心,就源自当年的思想觉醒。虽然在《觉醒年代》中他们还不是主角,但可以看出,这一代青年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启发,眼界开阔,志向远大,使命自觉,尤其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陈延年、赵世炎等青年形象的塑造,虽篇幅不多,但意气风发,精神笃定,颇具神采,给观众留下一代青年才俊的深刻印象。

  还必须提及,陈独秀父子的形象塑造是该剧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陈独秀才气横溢,放达不羁,性格外向。他是思想家,更是革命者,因参加“二次革命”被通缉而流亡日本。东奔西走或东躲西藏,使他不可能照顾好家庭。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因父亲“不顾家”而对他积怨很深,多有不敬。该剧开篇就表现了父子的不和与疏远。但随剧情发展,兄弟俩成长并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来,他们父子成了同志,隔阂渐消,不仅儿子理解了父亲,父亲更感受到对儿子的歉疚无以弥补。陈独秀送别儿子赴法勤工俭学那场戏,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深情流露,他知道儿子今后将会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父亲的感情,只能藏在心里而无以言表,默默瞩望儿子远去的背影,无声而有泪,令人动容。后来,陈延年和陈乔年在1927年和1928年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年轻的生命!

  《觉醒年代》是一幅全面展示中华民族将开启新纪元的精神觉醒、文化觉醒的壮丽画卷,聚焦文化激荡、思想碰撞的风云际会,复现一个古老民族精神新生的阵痛与希望,视野开阔,形象生动,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创造。当然,除了文化界的叙述之外,如果能有更多一些社会底层的真实状态,会增加作品历史背景的深厚度,会更有历史说服力。另外,剧中人物的服装过于“新”,缺乏生活的日常性,不利于强化历史氛围的真实性。同时该剧在叙事的连贯性以及情节的自我推进上也嫌动力不足,广阔的散点叙事需要格外注意艺术的自洽性。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责编:王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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