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刻、鲜活、丰盈的方式打开历史

来源: 当代电视(2021年5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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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的问世和播出,具有重大历史认知价值、重大现实意义。电视剧《觉醒年代》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前史”。在这段前史中,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深刻的启蒙带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风云际会,《觉醒年代》均有深刻的呈现。它以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思想觉醒过程中的抉择、冲突、困境、牺牲,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胜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其艺术创造的成功也给同类题材乃至其他题材电视剧创作带来启示。

一、在启蒙精神中阐释历史必然

  《觉醒年代》没有直接展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情况,而只在全剧结尾处以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以现实中的上海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和一组版画,配以画外音的形式来表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全剧几乎所有的笔墨,都放到了全景式呈现“建党前史”中中国社会的风云激荡,特别是不同地域、不同思想的人为中国寻找出路的历史画卷。开历史倒车的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的历史闹剧,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等各种思潮都有自己的拥趸,《觉醒年代》充分展示了这些历史风景及其黯淡和化为泡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启蒙作用得到系统、全面、深刻的展现。“德先生”与“赛先生”从提出到深入人心的过程,正是开民智、辟新路的过程。在各种理论、思潮千帆过尽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性的选择。以《新青年》杂志从上海到北京再回到上海的发展变迁为主线,以新文化大本营北京大学为重点,《觉醒年代》将作为“觉醒”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启蒙进行了酣畅淋漓的刻画。《新青年》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北京大学为《新青年》提供各种资源和平台,互相借力,以深刻的启蒙唤起了“觉醒”。这个“觉醒”首先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毛泽东等人的觉醒,然后是新文化运动从精英出圈进入大众、直至五四运动带来大众的觉醒,再到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选择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使觉醒之后的中国社会和大众找到一个愿意为之浴血奋斗的中国问题“解决方案”。正如剧中陈独秀所言,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辨析、选择、验证”出一种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改造青年和社会的指导思想,探索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

  非常重要的是,《觉醒年代》充分展示了“觉醒”之难。陈独秀、李大钊在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之前,也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和比较,他们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再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毛泽东来到北大之前,也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觉醒年代》还以陈延年、陈乔年为例深刻剖析了“觉醒”之难。陈延年、陈乔年笃信无政府主义,自信经过了深入思考,自己做出的选择绝对理性、正确,并且组织工读互助社进行决绝的实践。实践很快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依然没有“唤醒”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甚至说,陈延年、陈乔年如果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死不瞑目。最终,两兄弟在留法勤工俭学时经过反复比较,以及学习陈独秀从国内寄给他们的资料,才最终认定马克思主义。

二、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物形象

  《觉醒年代》所涉及的人物灿若群星,即便次要人物也对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不管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性格各异,但不管哪个方面的人物,都塑造得真实可信,非常具有感染力。其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人物放到历史语境中去还原、去塑造,真正做到了去概念化、去符号化、去程式化。人物外在的语言、动作、衣着,人物内在的思想、观念、情感,都贴近具体的历史语境去表现,给人的感觉是创作者曾经穿越到历史现场深入观察采访,而电视剧里的人物就是按照现场采访的样子来塑造的那般真实。比如,陈独秀的出场,具有颠覆性。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李大钊等人激辩国内形势的群情激奋中,陈独秀悄然出场,令人意外的是,陈独秀十足的乞丐模样,留着凌乱的头发和胡须,身着肮脏的衣服,一声不响地吃着剩饭,然后又因为回答中国无药可救而被吐口水、围攻。这种颠覆性的出场形象,其实是符合陈独秀因为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被迫流亡日本的历史事实。全剧中他既有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核心、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的一面,也有作为一个不太成功的父亲的一面,两方面在剧中都得到非常细腻的表达。比如,蔡元培在北大力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既重用陈独秀,也容许辜鸿铭、黄侃这样的守旧者的存在,这既与蔡元培个人的大格局相关,也与当时中国“大家都在寻找出路,各种政见理应相互激荡,君子和而不同,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历史环境相关。

  《觉醒年代》还在历史语境中真实、客观地表现了所谓的“反面典型”。比如辜鸿铭,既表现了他站队复辟的历史污点和蓄辫、养仆人的守旧作风,也表现他绝不暗箭伤人的光明磊落。看到蔡元培出走的公告,在黄侃发表对蔡元培不利的看法时,辜鸿铭引经据典作出对蔡元培有利的解读;在别有用心者向蔡元培发难的过程中,当张长礼表示“各位大师在学术上发难,我在政治上动刀”时,辜鸿铭明确表示,绝不做诋毁蔡元培的事情;陈独秀离开北大时,辜鸿铭也前来送行,既问陈独秀“君去也,还斗否”,也向陈独秀说“贤弟保重”。这就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了厚度和质感。

  强调历史语境的同时凸显人物的细腻表达,使《觉醒年代》中的人物非常鲜活。比如,赵纫兰叫李大钊“憨坨”,一下子让李大钊变得可爱;李大钊在赵纫兰肩膀上用手写李大钊,他写一个,不识字的赵纫兰就念一个,李大钊说,有朝一日,他们俩坐在教室里,他一笔一画教赵纫兰写字,然后就等她给自己写信,他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这是多么伟大而浪漫的爱情。属兔的陈独秀,坐在椅子上怀里抱着的竟然是兔子,同样属兔、比他大的蔡元培被他称为狡猾的老兔子。易白沙表示愿意给陈独秀写信推荐毛泽东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但毛泽东表示拒绝,认为推荐信会影响陈独秀的判断,一个细节就表现出了毛泽东的磊落。

三、在匠心独运中实现艺术创造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如何在艺术创造上进行深度开掘?《觉醒年代》以自己成功的艺术实践作出了令人叹服、令人震撼的回答。

  在艺术表现上,有意味的细节刻画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比如,毛泽东出场一段,便令人拍案叫绝。镜头中密集出现大雨、黄色的雨伞、地上捡食的乞丐、飞奔而过的骑警、鱼贩倒地的独轮车和车里倒出来的鱼,然后毛泽东出场。出场也不是他的正面形象,而是踏在水坑里的脚溅起水花,然后出现他的背影,下半身,紧紧抱在手里的油纸包(里面是《新青年》杂志)。随着毛泽东跑过,依次出现“卖孩子、多乖巧的孩子”的叫卖声,三个插着草签等待买家的孩子,坐在汽车里吃东西的富家孩子,插着草签的孩子的痛哭声,车里人给富家孩子擦嘴,盲人的拐杖,缸里的金鱼,鸭群,毛泽东看向孩子和地上捡食的乞丐的目光,然后才是人潮中毛泽东的正面形象,最后是毛泽东逆行的背影。这一组不到两分钟的镜头,把当时的社会环境交代得到位而深刻,一切尽在不言中。

  《觉醒年代》对隐喻、象征、蒙太奇等手法的运用,可谓精彩纷呈。如陈独秀、李大钊到天桥新世界游艺场撒传单,舞台上正在上演的戏是京剧《挑滑车》,高宠正在唱:“怒冲霄,哪怕他兵山倒,杀他个血染荒郊,单枪匹马把贼剿,俺要把狼烟尽扫,一马冲出战场道,俺定要威风抖擞把贼扫!”当台上的高宠最终被滑车压倒时,凝视着舞台的李大钊泪光闪动,毅然开始从二楼撒下传单。这一段戏中戏与电视剧、戏中人与电视剧中人的互文,是如此的恰到好处、天衣无缝,极大地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又如鲁迅的出场和写作《狂人日记》两段。鲁迅出场时,以刽子手处决人犯为背景,人头落地后,一群人冲过来向警察行贿,然后拿着馒头蘸上人血,大喊着“我儿有救了!”这时候钱玄同来找他为《新青年》写稿子,鲁迅随即说出了大段来自《呐喊自序》的台词。鲁迅在熬夜写完《狂人日记》,躺倒在满地稿纸上,旁边是装满烟头的烟灰缸,一碟辣椒和一碟蚕豆。这两段的处理方法,同样是尽心独具。全剧最具震撼力的镜头,当数陈独秀送陈延年、陈乔年去法国时的场景。陈延年、陈乔年向陈独秀告别,这时画面中出现陈延年、陈乔年牺牲前满身的血迹、沉重的脚镣、深深的伤痕,即将牺牲的两兄弟和与父亲告别的两兄弟反复交替出现,特别是牺牲前回头那灿烂一笑,产生撼人心魄的力量。

  木刻版画艺术的运用是贯穿全剧的一大亮点。片头片尾之外,重要情节的过渡、背景的介绍等,都通过木刻版画这一艺术形式,极其深刻、极具表现力地深化了主题。全剧终了之际,一幕幕历史场景化为黑白木刻的长城的一块块砖石,最终黑白画幅变为红色,让人回味无穷。我国电视剧曾经有过运用版画进行描绘的作品,但用得如此密集、如此厚重、如此精彩的还从未有过。

  演员的表演为《觉醒年代》的艺术水准提供了坚实保障。饰演陈独秀的于和伟、饰演李大钊的张桐、饰演蔡元培的马少骅、饰演辜鸿铭的毕彦君等演员非常精彩地刻画了人物,展现了表演艺术的魅力。

  《觉醒年代》的艺术实践表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既是历史观照的富矿,也是艺术创造的富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电视剧的艺术创造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载体,关键在于创作者本身的艺术创造意识和艺术创造能力是否到位、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转化能力是否到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担负着表现重大革命历史、展现革命历史规律的使命任务,但这一使命任务是经由电视剧的艺术创造来实现的。没有成功的艺术创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便不能从历史抵达艺术。《觉醒年代》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其成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艺术性极为拔尖之作。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总编辑/责编:王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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