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中始终保持警惕——访摄影家徐波

来源: 中国摄影家 (2021年9月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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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极目之一 徐波 摄

如何避免作品沦为似曾相识,甚至于变成某种冷漠的形式,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高小健(以下简称高):请先谈谈你的从艺经历。我从你以前介绍的经历看到你学过一段时间的美术?

  徐波(以下简称徐):我出生于辽宁丹东宽甸,父母在当地宽甸矿上班。改革开放后,企业转制、环境保护、矿山开发受限等多种原因,宽甸矿也就留在记忆中了。小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建议我学个一技之长。当时,农村都是自己家打家具后用电烙铁在家具上烫画,我对这个很感兴趣,于是就开始跟着县文化馆的老师学画画。初中毕业后,我进了县文化馆美术班。当时虽然年纪小,但画画、烫画做得还不错,乡里乡邻做好家具就请我去烫画。那会儿,农村也不讲究直接给钱,但会心里默默记住这个情分,到年底杀完猪的时候送一些猪肉来。

  我高三那年,部队去我们县招美术兵,总共三个名额。当时,我的文化课成绩一般,考大学有难度。县文化馆恰好推荐了我们几个人,结果我被选中了。就这样,高中没毕业我就入伍了。实际上,所谓的美术兵就是到放映队搞宣传,比如画幻灯片、写美术字、画宣传画等。征我入伍的指导员是师直属队机械连的,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连队。顾名思义,机械连就是摆弄工程机械、车辆,20世纪80年代,开车可是一门手艺,就这样,电影队我也不待了,直接去了连队。

  高:到连队主要做些什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的?

  徐:我到连队是当文书,出板报、写大字,相对比较清闲,没事儿就开各种车辆,工程车、汽车全开过。过去没有电脑,但文书就得待在连部做些文案工作,于是,我抽时间考了驾照和高中毕业证。当兵四年后,我复员回到了丹东。


鲲鹏极目之二 徐波 摄

  回去后发现,当初一起画画的同学有的考上了鲁美,有的在学设计,都与画画相关,我内心还挺失落。那时候,我结识了丹东文化馆的祁步老师,他看我美术基础不错,建议我重新捡起来,可那时我已经20多岁,对画画的兴致不是很大了,他就建议我试试摄影,我还挺有兴趣。当时刚复员有点复员费,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于是买了一部牡丹牌120双镜头反光照相机。后来安置了正式工作、慢慢觉得玩双反不得劲,又买了尼康FM2。丹东虽然不大,但四季分明,秋天枫叶红、冬天下大雪、春天花满山,景色挺美,那段时间,我拍家乡风光拍得很着迷。

  高:你真正意识到摄影是一种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徐:后来,我去丹东证券公司工作,条件越来越好了,日常拍一些风光、鸟类,作品偶尔登登报,摄影玩得不亦乐乎,但我真正开始摄影创作还是来北京以后。2002年底,我调到北京,在辽宁证券驻北京办事处当主任。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过去在丹东玩相机还称不上摄影,充其量只能叫照相。2003年,在王玉文老师的引荐下,我认识了朱宪民、高健生、李树峰等老师,摄影的眼界、思路一下子打开了。所以,我真正搞摄影创作跟咱《中国摄影家》杂志的渊源颇深。


鲲鹏极目之三  徐波 摄

  高:北京在技术、理念等方面确实主流、正统一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前沿性。但你一开始就投入了航拍摄影,在当时,这样的机会在全国也很难遇到。

  徐:2003年的时候,我认识了《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一些摄影家,看到他们航拍西藏和西部地区,也特别感兴趣。后来,《解放军画报》的朋友帮忙安排了详细进藏路线。从北京出发的那天上午,我买了自己的第一部数码相机尼康D100,610万像素,在飞往成都的飞机上,我就不停地看说明书,熟悉、研究这部新相机。当日,因为天气原因,从成都飞往拉萨的航班改成次日早第一班起飞。途中,飞机飞过一座雪山时,日出透过云层,产生红光,特别震撼。于是,我用新买的数码相机迅速拍了几张,拍完以后特别兴奋,还没下飞机,我就和同行的朋友说不虚此行。刚到拉萨,其中一个朋友就出现了高反,情况比较危险。稳妥起见,我们将机票改签到第二天早晨,原路返回。这就是我第一次进藏、第一次航拍的体验。

  后来“中央国家机关第一届职工书画摄影展”征稿,我就用这组作品投了稿,无意中获了一等奖,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自此我的摄影兴趣被极大地激发、调动了起来……

  今年,我很幸运的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推荐,成为“中央和国家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职工书画摄影展‘永远跟党走’”的摄影作品评委。在摄影方面,我觉得自己一直顺风顺水,运气很好。


鲲鹏极目之四  徐波 摄

  阳丽君(以下简称阳):《鲲鹏极目》是在什么时候拍摄的?

  徐:自认识了四川的航拍老师后,慢慢处成了朋友,于是,有了后来的航拍经历。2007年,对我来说有了非常难得的真正意义的航拍机会,乘坐直升飞机拍西藏阿里。虽然阿里的自然环境恶劣,但每天三四个小时的巡航时间已经让我将这些都抛诸脑后。直升机在高原巡航速度是每小时200多公里,飞行高度大约在400至800米之间。打开舱门后,舱外温度零下十几度,加上缺氧,同机的人员没少挨冻受苦。因为不是专门的航拍飞机,保护措施也不是很完善,直升机倾斜飞行的时候,身体也会被甩来甩去。因此,我在绑好安全带的同时,把梯子拦在舱门,那会儿我最担心的就是相机掉下去。那次拍摄我带了哈苏503CW,三个A12和一个A16后备,100个反转胶卷,拍了97个卷,也拍了不少数码,很过瘾。为什么留了三个卷,是想留给回程路上的好风景。那时候,数码像素低,拍完回来基本没用。我的航拍也是从那次真正开始的。

  返程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登机前我给图片社打电话说回去要冲卷,非常急,让他们留个人等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哈苏航拍,不知效果,担心曝光不准。下了飞机赶到图片社已经夜里两点多,试冲了三个卷没啥问题我才回家,到家四五点钟,可能因为兴奋,也可能从高原刚回来,根本睡不着,八九点钟又跑去图片社等着。后来,在朋友和朱宪民老师的鼓励下,我出版了记录阿里地貌、古格王国的画册《空中王国》,这也是我的第一本画册,原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为画册写了一段话,朱宪民老师作序。


鲲鹏极目之五  徐波 摄


鲲鹏极目之六  徐波 摄

  高:在你的《鲲鹏极目》中,已经是抽象与具象并存了。

  徐:是的。虽然写实航拍也是艺术作品,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记录。后来有一次去西藏拍摄,流淌的河流宛若婀娜的美人鱼,给了我灵感。一般而言,在高原直升机起飞后距地面也就几百米到几千米,不用超长焦镜头就可以提取地面的线条、色彩。认识发生转变后,我的航拍也从具象开始转向抽象。在具体拍摄中,我会留意景色中细微的不同,比如,植被颜色差别、河床类型差异、岩石风化程度、矿物质反光明暗等,有意识发现、提取这些不同,作品也就丰富起来。高原的山与东北的山不同,棱角分明、个性十足,吸引我一次次去拍摄,每次拍完回来都要兴奋几天。

  2014年,在朱宪民、王玉文两位老师的引荐下,我的作品《鲲鹏极目》第一次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参展。当时,作品名称让我犯了难。其中一张作品很抽象,湖边结冰和没结冰的交接处就像鹰头,我说叫“高原神鹰”,但高健生老师觉得太直白。后来转念一想,《庄子·逍遥游》中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用“鲲鹏”来指代,岂不恰如其分?不承想,展览反响很好,还与王争平老师的《马语者》同时获得了当年的优秀摄影师评审委员会大奖。紧接着,这组作品又斩获了当年的北京国际摄影周金路奖和2016年的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

  高:我跟你有类似的经历,一是小时候喜欢画画,二是也喜欢风光摄影。在《鲲鹏极目》中,摄影的光影不再突显,而是通过对线条、色彩的应用走向了抽象,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你所说的具象—抽象—具象是怎样的一个辩证关系?

  徐:《鲲鹏极目》能脱颖而出,取决于我对线条、色彩的提炼,而这些都得益于我的绘画经历。丰富的色彩层次、微妙的影调变化、精准而细致的细节表现都是我着力追求的,但我也有意识地将摄影、绘画划出明显的分界线。此外,如何避免作品沦为似曾相识的影像的合集,甚至于变成某种冷漠的艺术形式,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具体拍摄中,我会大量搜寻、阅读相关材料,天气情况、当地记录、民间传说都属于我的调研范围,最后,我带着自己从中提炼的抽象概念飞越具象的荒原,寻找本质的意蕴。

  但同时,我希望《鲲鹏极目》能够跨越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巨大鸿沟,并在之后又将抽象与具象统一于其中。或者说,线条、色彩与诗意构成了《鲲鹏极目》的全部要素,但我不希望那些风景消失在背后,观众只能从我的影像中看到线条、色彩与诗意。因为我的作品反映的不是抽象的存在,也非现实风景的破坏者,它也不能抵消风景,而应该是具体存在的真实。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创作这组作品的方法论。我想做的,就是将两个维度的世界统一在一幅画面之中,引领观众走近一个真实的世界,而非制造某种幻觉。因此,它是线条与色彩的组合,却又不仅仅只有线条与色彩。“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心景。文化背景与所接受的教育,使得中国摄影师在拍摄风光时,所选取的角度与西方摄影师的角度有所偏差,这小小的偏差,便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色。


鲲鹏极目之七  徐波 摄

  在我看来,具象是戏剧化的,充满着各种痕迹的叙述;而抽象则是对具体事物的拆解,是将世界变成符号并加以神圣化的过程。所以,我从来不是抽象派的摄影师,我的作品也有别于大部分的抽象摄影作品,而是以抽象的方式表达具象的内容,最终呈现的,依然是一个具象的主题。


鲲鹏极目之八  徐波 摄

  高:通过对构图、色块的组织便可以构成抽象,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艺术并不需要一个明确的、固定方向的解读。而是随着观者的不同心情形成不同的理解,这才是所谓的抽象。摄影大众化后,对纯粹的风光摄影似乎诟病颇多。所以,我曾经向一位美术理论家请教风景油画在当代的发展情况,他讲,油画风景一直是主流画种,但想表达的和传递给观众的内容不一样了,作为接受者的观众观看的角度和理解的方式也与传统不同,会有所变化。与你所说的“拆解”类似,比如,不同局部生成的意义和概念会有不同。因此,我也就能理解你所说的抽象了。那你的抽象作品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

  徐:把具象变成抽象是我有意识寻找的结果。艺术创作,是草长莺飞的过程。从一个念头的产生,到其逐渐繁盛,其间所经历的,大约是一个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换言之,我觉得所谓的创作,大约都是从一个观念出发,结构骨骼,丰满血肉,直至变成细节丰富、内涵审慎、外延广阔的个体,直至“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这过程,蕴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哲学观念,而这种哲学观深刻地影响着我。

  阳:你航拍前前后后总共花了多长时间?金融行业是非常繁忙的,每次外出拍摄至少半个月,你是怎么在工作之余挤出这么多时间的?

  徐:我航拍是2007至2017年,持续了约十年。但基本是一年出去几次,并不是总在拍。另外,我每年的假期全用于航拍了。女儿毕业时,我们准备去美国参加她的毕业典礼,签证、机票都办好了,最终还是没去,因为我担心有航拍机会的时候没有假期了。所以,我特别珍惜仅有的假期,把假期拆解,分两至三次,再加上周六日,便能外拍两至三次了。

在创作中我特别注重情感的力量,情感支撑是我创作的内驱力和灵感源泉。

  高:可以说,《鲲鹏极目》成就了你,但你的航拍却就此止步,转向了人文。

  徐:获得金像奖后,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拍摄思路。航拍对我来说很难再有所突破了,于是,我开始静下心来认真学习、研究前辈们的作品。好的纪实摄影作品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比如,王玉文老师作品中的矿山工人、棚户区、大冬天树洞中等公交车的场景等都能唤起我深埋内心的记忆和情感;他将镜头对准工人、农民这些普普通通的百姓,记录他们的生活,记录社会历史的变迁,这样的影像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时代意义。为此,我也开始尝试,学着去拍自己的生活半径,拍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这些东西是自己最熟悉、最有感情的,是最有权利与义务去呈现的,也是最有可能拍好的。

  我首先将镜头对准的是北京,我身边老百姓的生活,这就是《流动北京》。器材就是手机,有时候也用卡片机,只要能满足我发微信、发公众号以及杂志刊用这些基本需求就可以。2017年,由高健生老师策展,这组作品参加了第七届大理国际影会,结果,很幸运地获得了DIPE国际摄影联盟主席大奖。现在,我每个月都会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更新一期,记录也好,纪实也罢,在我看来,人文摄影留住的就是一种对生活实实在在的感觉。


鲲鹏极目之九  徐波 摄

  高:《流动北京》是走街串巷,还是在随性、随机中完成的?画面中,一些人物特写也出现了稍微的变形,但拍摄对象的表情、眼神却生动自然,你是怎么做到让拍摄对象同意这么近距离拍摄的?我也会经常有拍下某个场景的冲动,但往往会因为不敢去沟通而止步。

  徐:基本是分别以家、单位为半径,不超过3公里。在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遛弯中拍大家随处可见的日常,相比“扫街”,这个简单,自由度也高。《民法典》颁布后,大家对肖像权的问题讨论颇多。但在扫街中,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偷拍的方式,如果跟拍摄对象先沟通再拍摄,照片自然就不生动了。那么,我在拍完后会和被摄者说明目的,同意了才在公众号上发,不同意就删除。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我拍的照片不会用于商业目的,最多用于我的展览、画册。


流动北京之一,复兴门外大街,2017年。  徐波 摄


流动北京之二,西打磨厂街,2016年。  徐波 摄

  高:《流动北京》应该属于街拍范畴,与别的摄影师的街拍有什么区别?

  徐:起名《流动北京》,主要还是想反映这个时代的变迁。如果说不同,在我看来,每个个体的经历不同,情感共鸣自然也不同。我拍百姓的日常,也是拍胡同里普通百姓的生活百态,因为我小时候生活的矿区生活区也就是棚户区,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

  阳:你想用手机记录北京、记录时代,但在你的照片中却几乎看不到“90后”“00后”的出现,你拍摄的胡同里老百姓的生活勾起你对父辈生活的回忆,这属于“旧”的生活方式,与记录当下时代是否矛盾?

  徐: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现在,北京的生活已经多元化,而我对北京的记录还局限于能给我情感共振的那代人,在用镜头去怀旧,发现根植在记忆中的传统。以拍地铁为例,我曾多次尝试拍地铁里的众生百态,但感觉始终无法深入,我想这应该归因于情感中的隔膜吧。

  阳: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摄影家们拍摄了大量的经典影像,并一直坚持拍摄,但他们自我感觉进入新世纪之后,好作品越来越少。或许,这可能是因为八九十年代的你们正值二三十岁,处于创造力、性格养成、人生记忆最深刻的时期,却对当下快速变化的生活有一种陌生感,无法产生情感的共鸣,作品也不免产生疏离感。

  高:这可能缘于时间、空间的差异,因为时空有一个停滞阶段。现在拍完觉得没感觉,可能再过二三十年回看,感觉自然也会不同。当然,也可能与你所说的生活感悟不够、体验较差有关。

  徐:所以,在创作中我会特别注重情感的力量,情感支撑是我创作的内驱力和灵感源泉。

  高:除了对北京的人文观察,你还将镜头对准了广西口岸的装卸工人,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题材呢?

  徐:这是我的另一组专题作品《口岸》。前两年,我去广西的时候,在朋友的带领下去了当地的一个口岸。这个口岸虽然不大,但木薯粉吸附在越南装卸工人身上时,就像西方健硕有力的男子雕塑,给人一种力量美。此外,看他们总会让我不由地联想起脑海里母亲扛碱袋的情形。我小时候,母亲属于矿山职工家属,没有正式工作,当时,矿上成立了装卸队,我母亲就去扛碱袋,这是生产硼砂需要兑进去的一种化工原料。因此,看口岸装卸工扛袋子,总会勾起我对母亲的怜惜和怀念,想落泪,不自觉就会带着情感去创作。我前后共去了这个口岸五次,不知不觉中拍了不少,于是选编成了《口岸》。这组作品在2019年获得了第八届大理国际影会金翅鸟最佳摄影师提名奖和北京国际摄影周年度优秀专题奖。


流动北京之三,祈年大街,2016年。  徐波 摄

  高:口岸的装卸工人勾起了你对母亲的记忆,但同时,你画面中对镜头语言、技巧技法的应用也很到位。在拍摄中,你是如何兼顾感情与技法的?

  徐:在具体拍摄中,技巧技法是受现场气氛感染后,不自觉融入进来的,但也有有意为之的成分。首先,进入口岸这个场域后,我不急于拍摄,而是上到一个高点,去观察环境中的标志元素、提取拍摄对象的个性特征,越南国旗以及越南女人戴着小草帽、挑着小担子这些元素就被截取进了我的画面。其次,口岸除了视觉冲击力强的木薯粉装卸工,还有卸海鲜、卸橡胶这些内容,这涉及一个取舍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才能对口岸有一个更深入的认知。再者,一个专题中,需要有全景、中景、局部,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口岸。最后是对装卸工表情的抓取,我在这些青年工人的目光中看到了专注和坚定。人文摄影就是要打动人、感染人,而眼神最能传递人的情绪。当然,专题拍摄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因此,拍完回来我会及时、反复总结,并再次前往。


口岸之一,广西东兴,2018-2019。  徐波 摄

  高:在《口岸》中,我不仅看到了你从视觉刺激和审美角度的考量,也看到了你对中越两国经济文化交往的思考。在拍摄之前,你会提前做哪些准备工作?此外,《口岸》中的纪实性与艺术性你是如何统一的?

  徐:提前做准备是我一直以来养成的拍摄习惯。在拍摄前,我都会做详细的调研工作,并明确拍摄内容。因此,我每次外拍都是带着想法出行,并在拍摄过程中不断改变、丰富。纪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应该归因于这些年潜移默化中养成的习惯。

  高:你曾说“在创作中始终保持警惕”,这是为什么呢?

  徐:结合我的摄影经历,一是在航拍盛行、具象盛行的时候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警惕,在避免人云亦云的同时,也与过去的自己有所区别。比如,阿里的作品就是完全以具象的手法对阿里山川河流的记录,手法比较平实。而《鲲鹏极目》则是对抽象的借用,但最终呈现的依然是具象,因为摄影最终还是要回归摄影。可以说,保持警惕也是对个性、对独创的保持。二是这么多年,虽然我参展、获奖很多,但一直把摄影当成玩儿,始终没有过分较真。因为我一直将自己看作是摄影的业余爱好者。许多人反驳我说“你还业余”?我说是!因为摄影和我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和教育,完全是出于喜欢,就是把它当成玩儿。现在,我每天拿着手机拍摄同样是在玩儿,但是玩儿的同时我还想把我身边的百姓、日常生活记录下来,就这么简单。

  高:我完全赞同你的想法。不管是摄影还是做其他学问,不能把自己弄得跟苦行僧似的,玩儿其实是心态问题。

  阳:这个问题摄影界一直在讨论,初步有业余摄影家、专业摄影家,职业摄影家、非职业摄影家之分。一般而言,专业与业余相对,职业与非职业相对。你是非职业摄影家,但却是非职业的专业摄影家。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就是要表达创作者的感情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就是要跟别人有所差异。我觉得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创新,你对自己的定位虽然是爱好者,但却是在以艺术家的要求进行创作、自我要求和表达。

  高:如果没办法创新,宁愿不做。

  徐:我获金像奖是艺术类作品,可能大家也会倾向于把我看作风光摄影家,但我还是会将自己回归到业余爱好者。因为,无论是专业还是业余,在我看来,摄影最终还是记录和呈现。

时间稍纵即逝,而影像就是时间的印记。

  高:在你的摄影经历中,我有几点特别的感受。一是你运气真好。当然了,运气是一方面,能力也很重要。其中,运气跟性格、为人息息相关,而能力考验的则是扎实的专业基础。二是你的摄影经历大概分为风景和人文两个阶段,你说东北的经历不叫摄影,叫照相,但在我看来,正是那段“玩儿”的经历,锻炼了你的技术、培养了你抓取画面的敏感度和发现的眼光,因此反倒特别宝贵。三是你的人文作品中能折射出你的情感记忆,所以,你的作品在打动自己的同时,也能打动观者。因此,你的作品虽然有运气的成分,但文化和情感的双重积淀早已在潜移默化中为你积累了深厚的基础,所以才会成功,奖项也接踵而至。

  徐:还有一点,那就是我认为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只要思想、行动上时刻准备着,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才会有所收获,我的作品《沙尘暴来袭》便是对我这一观点的最好印证。

  2010年,我到青海准备航拍青藏线,飞机飞到格尔木的时候接到通知说因天气原因,原有飞行计划取消,提前降落格尔木民用机场。在准备前往格尔木住宿地休整的时候为时已晚,本来不计划带相机下飞机了,可脑海中浮现一个声音:“你来干嘛了?拍照!那怎么连相机都不拎。”于是,转身回去拿了一部尼康D3。晚饭过后,我就在房间里泡脚打发时间,一位同行者跑来说“刮沙尘暴了”,我当时没太在意,继续泡脚,又有另一位同行者说“外面沙尘暴可壮观了”。我这才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于是拎起相机趿拉着鞋就往外跑。刚出门,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沙尘暴就像一堵墙似的席卷而来。我匆忙按了两张后发现机位太低,环视周围建筑后,决定迅速转移到身后三楼的制高点,我一边向三楼迅速移动,一边调整好了相机参数。等我跑到楼顶,沙尘暴已经逼近一大截。沙尘肆虐中,我迅速调整状态,连续按下了快门。眼看着沙尘暴直逼而来,同行者将我拖进了屋里,满身沙尘,也满是惊险。后来,这张片子获了2010年度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自然及环境类单幅银奖。遇到沙尘暴虽然纯属意外,但考验的却是摄影师方方面面的准备。


口岸之二,广西东兴,2018-2019。  徐波 摄


口岸之三,广西东兴,2018-2019。  徐波 摄

  阳:最近还有计划拍摄其他专题吗?作为金融摄影家协会主席,有没有想过将镜头对准自己身边的金融家或拍一些金融题材?

  徐:《流动北京》我会一直坚持拍下去,其他专题一直在探索,但工作原因,拍专题时间比较受限。许多人也问我为什么不拍金融,一是金融机构就像机关单位,很难抓取这个行业的个性和特点。二是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行业不像煤矿、石油、电力、铁路等行业,具有很强视觉冲击力的场景。那么,要想拍好金融行业,就得深入、用情感去表现,而我自认为准备不充分,所以只能选择不拍。

  金融题材其实比较广泛,金融系统也有许多比较著名的摄影家。比如,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是国内知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他拍摄的是工行对大凉山、大巴山的精准扶贫,这也是表现金融。此外,一些国家重点工程、小微企业扶持、工业、农业等,方方面面都涉及金融。因此,不拍金融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具体的切入点。

  高:你曾说,拍摄过程中会脑海一片空白,感觉这是一种享受摄影的状态。

  徐:对的,每次拍摄,我都很兴奋,感觉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洗礼。时间稍纵即逝,而影像就是时间的印记。

  阳:谢谢!


口岸之四,广西东兴,2018-2019。  徐波 摄


作者简介:

  徐波,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艺术摄影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理事,中国金融文联副主席,中国金融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工业摄影协会常务理事。曾举办“伟大的自然”“大象无形”“鲲鹏极目”“流动北京”“口岸”“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等个展。作品曾多次获奖:《鸟瞰群山》获中央国家机关职工摄影展一等奖,《古格王国》获中国国际原生态摄影大展民居环境类一等奖,《沙尘暴来袭》获2010年度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自然及环境类单幅银奖,《鲲鹏极目》获2014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评审委员会大奖,《流动北京》获2017第七届大理国际影会DIPE国际摄影联盟主席大奖,《口岸》获2019第八届大理国际影会金翅鸟最佳摄影师奖提名奖、2019北京国际摄影周年度优秀专题奖。个人曾获中国摄影金路奖(2014)、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国际摄影大展特别荣誉奖(2015)、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2016)。2007年出版个人摄影集《空中王国》。

  责任编辑/樊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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