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阈下的“饭圈”乱象与文化批判

来源: 当代电视(2021年10月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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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饭圈”是粉丝族群驱动的圈层文化模式,是因偶像崇拜而激发形成的一种青年亚文化行动与媒介景观。近年来“饭圈”的群体性网络暴力事件出现,偶像“人设”崩坏和翻车事件屡次发生。“饭圈”乱象成为社会治理、媒介素养和网络文化安全中的热点议题。对“饭圈”的治理要兼顾偶像和粉丝两个维度,贯穿内容生产和接受的全部环节,采取共享共治的思路对“饭圈”进行规制与引导,使其重归青年文化的健康语态与积极模式。

  关键词:饭圈文化 “饭圈”乱象 粉丝 社会治理

  2004年春夏之交,笔者带领的调研团队在北京做田野调查时,路遇一群拦路请求借用手机发短信投票的中学生,时值《超级女声》播出,粉丝应援与打榜的狂热在彼时已初露端倪。笔者及调研团队成员本着入乡随俗原则,积极地参与了短信投票,调研结束后,带着《超级女声》的资料回到大学。在实验室中播放时,未料到两岸四地的硕士、博士们居然在超女们“牵手PK”环节落泪。这一场景后来被记录在《东亚文化批评》之上,以描述因“偶像”和粉丝她们的奋斗与“小小的我”的支持所形成的奇特青春想象与羁绊,并进而发展成情感的“媒介书写”与“行为展演”①。情感的极化与粉丝运营的启蒙,在《超级女声》的街头拉票中已然呈现。她们向未来的观众预示了“饭圈”的登场。偶像生产机制与文娱经济模式席卷了中国电影、电视和网络文艺。这一文化想象与情感投射成为对粉丝与饭圈文化批判、亚文化圈层的解读与剖析研究的关注焦点。

  本文开篇于媒介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与思考,以帮助我们回望“饭圈”生长的最初印象,及其与中国社会变迁、媒介技术与文化空间演变的复杂关系。在短短数年间,“饭圈”在中国的媒介语境中已经从个体、小族群、网络圈层演化成了亚文化符号的延伸、青年族群的某种身份标签、媒介化行动的文化奇观。“饭圈”乱象更被用以指涉违背民族大义、蔑视公序良俗甚至违法乱纪的某些“偶像崇拜”与反主流文化的现象。本文的写作源于中国Z时代年轻人和网络新世代的文化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在过去的四年中,研究团队展开了“网文圈”“游戏圈”“女友粉”“粉丝迷群”“潮玩世代”等诸多“饭圈”的相关调查,为本文提供了基础的资料支撑。本文也由此出发,尝试在饭圈文化的重读中,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理解饭圈文化何以乱象,进而探讨如何以共享共治的思路对“饭圈”进行规制与引导,使其重归青年文化的健康语态与积极模式。

一、本土“饭圈”的衍生与异化

  文化研究学者追溯“饭圈”的出现,往往会望向20世纪“披头士”、电台DJ在摇滚音乐的声浪中入侵青少年文化的诸多场景。然而,彼时的“饭圈”行动因时代、经济、媒介及主体参与的诸多限制,更多地表征为音乐偶像—尤其是因对摇滚音乐偶像崇拜所激发的一种青年亚文化行动与媒介景观。

  二战之后,在西方娱乐资本与媒介市场的操控和共谋下,偶像生产及其以青少年为主的目标受众之间的文化链接逐渐形成,并渐进衍化出了一套族群身份认同、行为模式和传播逻辑。约翰·斯道雷以“反主流文化”和温和的被资本侵袭的“社会运动”来描述音乐“饭圈”的集聚与对抗,并尝试从文化与权力的视角对此进行思辨性的探讨;亨利·詹金斯则将电视剧迷的群体行为视为“文本盗猎”的参与式实践②,是受众“自主性”凸显、强化和情感投资的必然结果。“饭圈”的媒介实践、文化参与是电视文化学、青年社会学与媒介受众研究之间的一种对话性领域,它的出现与发展是和娱乐产业变迁、媒介技术赋能与青年主体性彰显密切关联,其会呈现出一种较为积极和正向的文化力量;但与此同时,“饭圈”的反叛、圈层对抗和非理性行动也成为一种常态:“以爱发电”“为爱(豆)痴狂”的“饭圈”行为与群体聚集常常会造成社会混乱与道德恐慌③,这也是“饭圈”难以自律的直接后果。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电视选秀、真人秀、偶像养成类节目激增,互联网、移动媒体的日常化应用与普及迅速滋生出极具中国本土特征的“粉圈”亚文化。作为个体的粉丝开始在不同的媒介平台上开展粉丝行为:微博、微信、QQ、抖音甚至音乐、影像软件及APP的评论、弹幕等都为粉丝行为提供了展演空间;粉丝也因媒介的连接性和便利性得以大量增殖进而形成固定的社会圈层。曾多以青年为主的“饭圈”,如今早已延伸向了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群。“饭圈”往往带有更复杂的媒介性、社交性、边缘性和圈层性特征,更具有浓厚的消费驱动行为模式,“打投”“应援”“打榜”等行为下出现的“买买买”成为“饭圈”准入的投名状。在互联网运营模式盛行、娱乐资本的运作和偶像产业野蛮扩张的语境中,中国“饭圈”及粉丝行为已成为吊诡而显化的一种青年文化实践和媒介行动模式。“饭圈”这一概念曾经仅被用以描述娱乐产业和媒介环境中粉丝聚合所形成的社会圈层的词汇,现在则被异化为偶像生产机制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流量激发动力和可供收割的文化资本。

  近段时间以来“饭圈”的群体性网络暴力事件、偶像“人设”崩坏和翻车事件频发。“饭圈”已然脱离了单纯的粉丝行为,青少年人群的偶像诉求和亚文化圈层的文化对抗都成为了社会治理、媒介素养和网络文化安全领域中的热点议题;“饭圈”乱象治理及粉丝行为引导更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治理、文化规范、价值引导与媒介素养工作的重点。

二、作为族群的“饭圈”

  (一)从“粉丝”到“饭圈”

  “准社会交往”由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霍顿和理查德·沃尔提出,指观众与电视影像之间的一种拟人际传播的互动模式④,很多学者运用此模式对粉丝行为进行研究。之所以称之为“准”社会交往,是因为这种交往并不是真实的交往,而是基于粉丝个体想象的交往关系。准社会交往模式的情感依附于虚拟的“偶像-粉丝”亲密关系想象,这种对于亲密关系的自我想象是“饭圈”乱象的催化剂。妈妈粉、女友粉、阿姨粉等都是在准社会交往模式的驱动下进行“虚拟亲密关系契约”的绑定⑤。虽然这种交往关系本身并非真实,但粉丝却能通过建立一种想象式的亲密关系并真实地作用于粉丝的日常行为当中。

  “虚拟亲密关系契约”的绑定是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契约”,而粉丝和粉丝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契约”关系。作为个体的粉丝致力于寻找“志同道合”的群体,他们期待在这个群体中获得认可,并在与群体的合意中获得满足和愉悦。在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通过各种媒介平台进入“饭圈”是青年开展虚拟社交实践的有效方式,相同的兴趣喜好和行为目的使粉丝得以大量聚集,并形成“饭圈”。“饭圈”不单单是粉丝个体的简单集合,而是具有聚合性的行动力、文化召唤力和凝聚力的族群。粉丝聚合成“饭圈”的过程,是深陷娱乐迷阵和偶像崇拜的文化想象与情感投射过程,也是进行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的过程。

  “饭圈”以社交网络为主要的活动环境,线上声援和线下应援互为关照,有组织地进行“打榜”“控评”等数字劳动,进行在线的流量资本生产,甚至制造出大量虚假信息、煽动仇恨等违法行为。粉丝自发或被人诱导的数字劳动已然成为资本剥削粉丝的新方式;“饭圈”运行机制和群体认同的文化迷思,也大大加速了资本对其进行组织化剥削的进程。而从个体层面上看,“饭圈”乱象背后多隐藏着令人不安的“人设型”“偶像崇拜”等迷狂的情感依附与虚拟关系想象。“饭圈”若是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与治理,将会给社会良俗、文化安全和个体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人肉”“私生饭”“斗殴”等有悖公序良俗的“饭圈”行为已经触碰到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二)“饭圈”的双层维度

  “饭圈”建构了一种流动而模糊的资本运营、偶像生产、族群聚集的自组织和自传播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星光熠熠的偶像们突然变得更有烟火气和社交属性,他们在资本操纵下通过银幕、荧屏和社交媒体散发着“不可抵御”的魅力,更在粉丝们的个人想象中生产出青春奋斗、自我成长、梦想追逐的符号象征意义;而另一方面,因偶像和爱豆所聚合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粉丝”族群,也在共同建设、辛苦经营“饭圈”的运行运转;与此同时,他们也沦陷在了“偶像”符号消费的迷阵之中。青春的情感想象、难以实现的欲望投射和亚文化的族群认同一起混淆了媒介空间和现实。从传播机制来看,“饭圈”符合新媒体传播环境中的自组织定义,因为其内部具有详细的身份、地位、工作层级的分派(物料购买、影像剪辑、刷榜控评等),甚至具有严格的资本及权力等级架构(如“粉头”“普通粉”等),更形成了一种“类传销”的身份绑定模式。对外而言,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饭圈”会强制使用“粉丝黑话”等手段与其他群体或个人进行区隔;对内而言,精细化分工和一致的群体诉求保证了“饭圈”作为组织的高效运转。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饭圈”也具有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的特点。当“饭圈”作为群体概念来说,往往具有盲目、冲动、易被操纵等特点,而“乌合之众”指的就是“冲动、急躁、缺少理智、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情感”⑥的群体概念。“饭圈”组织的内部虽然存在原则,但这个原则并不能保证整个组织以理性的方式运作,并且其高度组织化的运作反而更容易使粉丝的意见和行为发生畸形的极化,这并非是一个正常组织所应具有的运作形态。组织维度的“理性”和群体维度的“非理性”使“饭圈”成为滋生各种乱象的温床,而这一双层维度的叠合亦加大了“饭圈”治理的难度。

三、作为文化的“饭圈”

  (一)网络文化与社交异化

  媒介的发展为粉丝开展粉丝行为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方式,同时也使粉丝群体得以聚合和扩增;但与此同时,粉丝群体的负面行为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也因媒介而加剧。在电视时代,粉丝的行为一般都是“圈地自萌”,因为依靠线下的自发组织和小圈子传播难以辐射广大群体;然而在网络时代,各种媒介手段使原本应该“圈地自萌”的事件有意无意地被纳入大众的视野。媒介的赋权使粉丝的意见和行为在大众传播维度迅速变异和极化。“饭圈”不仅聚合了越来越多的粉丝,还致力于将“路人”转成“粉”。自此“饭圈”所谓的“文化”开始“破圈”。原本自发的网络社交被异化成了有组织的行为活动,流言、茧房等传播学经典概念在“饭圈”的语境下也发生了变异:流言的真假与否在于对偶像是否有利,茧房由粉丝“自建”变成了“粉圈”“共建”……复杂的传播样态使作为文化的“饭圈”更加难以把握。

  (二)娱乐文化与资本运作

  仅将“饭圈”视为一种以青年族群为主的文化圈层将会忽视“饭圈”真实的消费内涵,当下的本土“饭圈”已从个人的“文化”消费沦陷于资本裹挟的非理性陷阱之中不能自拔。越来越多的粉丝落入到资本设计的“偶像人设”“虚拟情感”和“关系想象”等消费陷阱中。网络音乐平台进行收割式的数字唱片预售,网络综艺选秀节目需要粉丝购买牛奶才能为偶像进行投票……这些都是娱乐文化进行资本运作的常见方式,但这些常见方式中存在着错误的导向。粉丝基于为偶像投票的目的购买大量牛奶,并在投票后倒掉牛奶的行为挑战了法律和道德底线。资本运作下的“饭圈”已经变成了消费主义的傀儡,当资本将手伸向“饭圈”并企图通过粉丝无意义的消费获取利润的时候,娱乐文化便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与价值,其充其量只能是资本对粉丝进行进一步剥削的伪装概念;而由粉丝聚合而成的“饭圈”则更加速了资本运作的效率。

四、共治共享与粉丝文化

  近年来“饭圈”乱象愈演愈烈,为了维护偶像的地位和利益,谩骂、网暴屡见不鲜,更有部分粉丝在得知劣迹艺人存在触犯法律和道德底线行为后依旧对其保持痴迷狂热。在这种畸形的“饭圈”乱象中,偶像的滤镜甚至可以践踏法律和道德底线。由此观之,政府对“饭圈”乱象的治理势在必行:解析劣质乱象的传播逻辑,破除“饭圈”的关系迷思、彻底打碎饭圈文化里的“关系PUA”语态和“情感传销”模式;从健康的娱乐与媒介生态建设到社会文化的综合引导,从偶像与人设的“去神话”治理到粉丝行为的规范,对“饭圈”的治理刻不容缓。“饭圈”虽然是由粉丝聚合而成的概念,但根本上其还是因为“偶像”而聚集在了一起。因此,对“饭圈”的治理要兼顾偶像和粉丝两个维度,贯穿内容生产和接受的全部环节。

  (一)法规与行规联动

  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的完善与落实。法律法规是“饭圈”治理的根本准则,如中宣部印发的《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中央网信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等均是在法规层面保证演艺界及“饭圈”得以健康发展。除此之外,有关行业的联合会、协会也应积极制定相关行业规范,加强对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教育,与相关法规形成联动效应。中国文联及其所属各全国文艺家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等都纷纷呼吁,当下亟须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向善向上的文娱环境建设,整治“饭圈”乱象,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

  (二)加强平台的预防和治理机制

  杜绝平台方诱导粉丝以非常态形式聚集、打榜、开展骂战等。粉丝打榜尤其是以各种付费及变相的付费形式诱导粉丝为偶像投票的活动要坚决予以停止。平台方应加强对各类公众人物账号、“饭圈”账号的监测和管理,如出现违法失德行为要果断处理;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饭圈”治理及舆情应对机制,加强对为偶像“倒牛奶”投票等具有恶劣社会影响的舆情事件的研判和处置,加强对水军、机器生产内容(MGC)等内容的监管。除此之外,平台应主动设置积极的“饭圈”议题,例如河南电视台的传统舞蹈不断“破圈”传播,获得了一大批粉丝,这是新型“偶像文化”激发出的一种实验模式,也是平台利用自身优势正确引导粉丝文化发展的典型案例。

  (三)优质偶像的媒介生产

  偶像何以成为偶像、如何以青年文化的语态和媒介视角进行优质偶像的生产是值得深思的。笔者认为成为偶像应具有两个基本条件,首先要具备一定的表演、歌唱等专业素质;其次在具备专业素质的前提下,还要具有较高的德行。现在一些“偶像”不仅没有较高的德行,甚至连基本的专业素质都不够,“颜值出道”“人设至上”“流量为王”等错误观念一开始就注定了“偶像”的媒介化生产不可能优质,这也导致了“审丑”“低俗”的错误导向。只有坚持德艺双馨,演艺界人士才有成为优质偶像的可能。

  优质偶像对社会的正向形塑要给予重视,因为其不仅是一种娱乐文化资源,还是一种公共建设资源。优质偶像不仅能以偶像符号的再生产参与社会的建构,往往还具有“破圈”的传播潜力。与此同时,优质偶像的媒介化生产也不应局限于演艺界,军人、医生、科学家、航天员等各行各业的优秀工作者同样体现出了时代风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都是优质偶像。各平台都有必要积极生产、宣传、推广优质偶像,培育向上向善的饭圈文化。

  (四)媒介素养中的粉丝文化重塑

  如何引导粉丝族群成熟、健康而理智地发现偶像,并进行粉丝文化与“饭圈”生态的自我重塑与更新,成为媒介素养教育、青年文化引导工作中的新问题与新难题。首先,应加强年轻人自尊自爱的意识、更为积极的主体立场抵制娱乐资本的误导,寻找积极正向的优质偶像,摒弃违法失德的流量艺人;在提升文化品位的同时,要养成识别虚伪人设和“纸片人”偶像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和欣赏向上向善的文艺作品,拒绝“唯颜值”“唯流量”“低俗”“土味”等错误的价值导向;积极提升媒介素养,分清虚拟和现实,保持正确追星、理智追星,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使用各种媒介开展粉丝活动。

五、结语

  饭圈文化是互联网文化与青年文化中最明显也最为强势的一种伴生文化,合理疏导与治理才能有利于中国媒介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从宏观上看,“饭圈”乱象因娱乐产业与媒介生态畸变下的文化共谋而生,如何破除其共谋共生的劣质关联尤为重要。因此,以法律法规加大惩治惩处明星吸毒、逃税、暴力等违法乱纪现象,是“饭圈”治理的首要任务;坚决杜绝需付费才能投票的明星人气榜、浪费财力物力又毫无价值的明星应援、践踏道德底线的诽谤骂战等,这也应是“饭圈”乱象监管及治理的常态性工作。从中观上看,“饭圈”乱象依附互联网与新媒体而生,但又形成了独特的圈层式文化权力展演、经济资本流动以及数字劳动剥削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⑦

  。加强对“饭圈”的社会治理和对粉丝的行为规范便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一步。从网络清朗空间治理和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来看,政府部门与企业平台的共治迫在眉睫。从微观上看,“饭圈”乱象映射出中国青年文化的多样态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的不确定性之间所存在的文化品位断层和媒介素养断层,这两个断层又被消费主义误导和非理性行为充斥。对未成年人、青年人群甚至老年人群,都需要加大加快对“饭圈”的破解,提升个人主体防范意识,以免被“饭圈”乱象误导,深受道德绑架、情感欺骗和人财被骗之苦。

  对“饭圈”乱象和粉丝行为的治理与引导并不是杜绝追星,而是要建立良好的“饭圈”规范和秩序。正确追星、理智追星,利用好优质偶像的道德教化作用和舆论引导作用,方是“饭圈”存在的积极文化意义所在。本文仅为抛砖引玉,难免有所阙漏,以待未来更为深刻、丰富和跨学科的“饭圈”研究为中国的饭圈文化监管与治理提供理论指导与政策依据。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项目“中国网络新世代的媒体社会学研究”(项目号:20FXWB025);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立健全我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项目号:20ZDA06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吴炜华:文化展演与哭之民族志,《定位:东亚文化批评》,2008年第2期,第409-433页。

  ②[美]亨利·詹金斯著,郑熙青译:《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③[英]约翰·斯普林霍尔著,王华、孔潭、骆益译:《青年、流行文化与道德恐慌:下等戏院到匪帮说唱,1830-1996》,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页。

  ④[美]唐纳德·霍顿:大众传播与准社会互动:远距离亲密度观察,《精神病学》,1956年第3期,第215-229页。

  ⑤吴炜华:身体迷思、族群狂欢与虚拟亲密关系:“女友粉”的媒介社会学考察,《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32-43页。

  ⑥[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宇琦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⑦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5-12/16/c-1117481089.htm。

  (作者吴炜华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导;张海超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2020级博士生/责编:胡斌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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